从男科，读懂男人

生育，对普通人来说是感情、人生层面的问题。而对医生来说则是精子、卵子等技术层面的问题，是一个个量化的客观数据，精子的密度、活力、形态等等。

但是，供精人工授精，这种生殖方式表明，生殖过程与性爱、婚姻、人伦、家庭似乎可以分离，因此，它所遇到的伦理学争论也是前所未有的。尤其在中国，由于供精的孩子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，仅是法律上的父子，这对一些传统观念的中国家庭会带来很大挑战。

按照国际惯例，为保证人工授精的最大成功率，会建议夫妻同步取精子和卵子。在北医三院生殖中心，夫妻同步时，如果男方需要通过显微取精的方式找精子的，由于取精成功率只有50%-60%，因此会再给找不到精子的夫妻一项选择——是否接受供精。如果签署接受供精的相关文件，生殖中心将开通绿色通道，提前备好精子，一旦丈夫显微取精失败，就直接使用供精做试管婴儿或人工授精。

一名确诊克氏征的患者，表示不接受供精，“因为我爸接受不了”。这个理由让姜辉有点哭笑不得，只好说：“作为成年人，要不要孩子，应该是你们夫妻自己做决定。你的病是父母原因造成的先天问题，虽然他们也是‘无辜的’，但面对疾病的治疗选择还是需要夫妻俩协商决定。如果你需要，下次可以让你爸来，我和他谈谈。”

另一名正在住院等待显微取精的患者，姜辉查房时再一次向他确认，他依然是“不接受供精”的决定，他说：“如果找不到精子，我们就不要孩子了。”

门诊当天有一名患者则纠结不已。他显微取精的成功率不到30%，他和妻子早就商量过供精的问题，签了同意又划掉了，于是又来找姜辉教授。丈夫一次一次闯进诊室，姜辉一遍一遍解释，夫妻俩在走廊里呆了一下午依然拿不定主意。在丈夫第六次进入诊室时，姜辉让他留到门诊结束后，和他们夫妻二人一起谈。最终，他们结束纠结，接受在显微取精找不到精子的情况下选择供精治疗。

“我理解他们的纠结，虽然门诊很忙，我也还是要保持耐心。这是他们人生的一件大事，我不能替他们作决策，但要尽可能帮他们打消顾虑。”姜辉说。

这种纠结，在中国普遍存在。姜辉说：“男方没有生殖能力，就算离婚，也永远不可能有自己血缘的孩子，但供精的孩子与妈妈有50%的血缘，女方反而会对婚姻终身不渝，这样的家庭相对比较牢固。想明白了这一点，对是否接受供精就不会那么纠结了。”

在中国，人类精子库的管理是有非常严格的伦理制度，根据卫生部《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》，凡是利用捐赠的精子、卵子或胚胎实施的试管婴儿技术，捐赠者、受方夫妇、出生的后代必须保持“互盲”，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也必须保持“互盲”。

姜辉说，相比之下，美国人在这方面的观念就开放得多，很多人愿意公开自己是供精，甚至还会去寻找提供精子的“父亲”。

生殖是人类的繁衍，也是人类道德生活最保守的领域，因此生殖技术背后的每一个医疗决定，都极其复杂而慎重，对医生对患者都是如此。

他白手起家，让北医三院男科“抱大腿”，与医院最强学科辅生殖中心绑定发展，让科室迅速成为国内门诊量最大的男科。有了足够的流量，再补齐所有的技术、设备、人员也就不在话下。

姜辉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人。

他1985年从大连考入北医时，虽然每次学校模拟考都只能是前20名左右，却在最后的高考中考了全校第三名。本来可以轻轻松松上清华，却听了上一届师兄的话，懵懵懂懂填报了北医。上了北医，又和班里一个女同学飙着学习，成为班里的前两名，1991年保送上了北大人民医院泌尿科朱积川教授的研究生，然后顺利转博。1996年博士毕业，留在了北大人民医院泌尿外科。

1999年，他的博士生导师朱积川教授接任第二届男科主委，姜辉作为工作秘书开始参与学会工作，临床方向也转向了男科。随后的几年，他从工作秘书，到担任副主委兼秘书长，再到接任男科学会的主任委员。

姜辉在行政方面也一路畅通，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大医学部组织部副部长，2003年担任北大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，2004年又成为了北医宣传部部长，并调入北医三院泌尿外科担任副主任。

我说：“这些年你走得很顺。”

“确实很顺，我觉得一个人顺的基础是你‘拼命干’，再加上有好的平台和伯乐。”姜辉说。

姜辉的勤奋在男科界也是出了名的，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
尽管，男科在医院里的地位也许永远也比不上血管、心脏、骨科的地位，永远不是科室。但是男科特殊，男人身体上这个仅巴掌大的地方却是命根子，关乎男人尊严，夫妻幸福，关乎人类繁衍生息。

姜辉说：“我们就吃男科这一碗饭的，到我这个年龄，我不会去想下海、创业的事，工资足够吃饭，将来养老钱不够就卖一套房子也就好了。我们有责任把男科做起来，因为你的学生、你的年轻大夫都在这里。”